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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职主妇会成为白领们未来的趋势吗?

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admin  更新时间:2019-08-11  

  【编者按】女性在婚后成为家庭主妇并不是什么特殊的社会文化,到20世纪中期,全世界大多数地区的女性都会在婚后成为家庭主妇。文中的有纪是日本人。从1994年结婚后,27岁的她就开始了相夫教子的主妇生活。一直到2007年为止,她一直是全职主妇。如今因为孩子们都长大了,她也渐渐开始一些兼职工作。

  作者和有纪相识多年,通过观察,他了解到日本的主妇们其实并不缺乏社会人格的独立或不被尊重。

  「她们并不只以丈夫和孩子为中心。她们有独立于家庭之外的社交圈,有属于自己的兼职工作和爱好,也会参加各种各样社区或社会公共活动。」

  其实不单单是日本,现在各个国家的家庭主妇都不再是大众原本所认为的刻板形象。后工业化时代下,女性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闲暇生活越来越丰富,婚姻观也渐趋多样化,婚后成为家庭主妇不再是一个必须,只是一种选择。

  2015年10月下旬的东京,初秋已过,天气晴好,空气中没有了残暑的湿热。台风季已基本过去,眼下秋高气爽,温度适宜,正是感受关东地区魅力的好时节。

  这是我时隔两年后再次来到东京,在此之前,我曾在日本居住生活过 11 年半。从国内本科毕业后我先去了山梨县,之后去了东京,可以说一直混迹于关东地区。

  后来由于家庭的关系,我离开日本去了北京。一位朋友来访,聊到拍摄各国女性生活的计划,我想到了“日本家庭主妇”这个话题,因为很多中国人对日本的女性,尤其是家庭主妇,抱有很刻板的印象。

  聊这个话题时,我就想到了有纪(有紀)。我在日本读博期间,曾在大学的某个研究所里兼职做研究助理。有纪当时负责研究所的行政事务,我们一起共事了三年多,成了私交很好的朋友。

  有时下班后,我会带几位同事去中华料理店吃西南菜,喝点儿中国白酒,通常会有她。当我告诉她,我想以她为主人公,拍摄一组关于日本女性的照片时,她认为自己很普通,犹豫了很长时间,才答应了我的请求。

  有纪邀请我到家里做客,那天的午饭是意式番茄肉酱面和南瓜牛奶羹。已经在厨房里忙活了半天的有纪开始有些不耐烦了,她朝着女儿的房间喊道:“树理,树理……快过来帮我一下!”

  今年20岁的树理在上大二,一直住在家里,过着走读的生活。她今天没课,早上起床后就一直宅在自己的房间里。

  母女俩随意地边聊边吃,午饭后,树理又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有纪起身沏了壶茶,黄绿色的茶水穿过金属滤勺流入杯中,房间里飘荡着日本绿茶特有的略带苦涩的香气。

  有纪和我聊起了她的工作,自由撰稿人是她的兼职之一。今天上午,有纪在餐桌上为一家美食网站写了一篇餐厅及美食评论的结尾段落。

  在网络媒体盛行的当下,为它们写稿却不是一件好差事—网络写手的薪资低得可怜,“时间和精力的付出与拿到的薪酬完全不成比例,没有作为一份兼职继续下去的可能性”;同时,赶稿时的工作强度也很高。尽管如此,有纪仍然对这份兼职抱有期待。

  “有了一些资历和人脉后会好很多吧!毕竟,我才入行没多久。再者,文笔好的写手终究还是少数吧!”

  “两周前的一个早上,我忘了树理要去打工,没叫她起床。等她醒来的时候已经快到工作的时间了。”有纪的脸上带着轻松的笑容,“她出门的时候冲着我喊道 :‘你这是弃养我(育児放棄)!’”树理对有纪这样说,一半是抱怨一半是开玩笑。

  母女的感情很好,不仅时常一起购物,树理寒暑假时有纪也总爱带女儿去欧洲旅行。去欧洲旅行是有纪的爱好之一。

  “他们爷俩也可以充分享受一下属于他们的二人世界。”有纪还有一个正在上高二的儿子。

  1967年出生的有纪保养得很好,不像是个年过五旬的人。除了新婚后因丈夫工作调动在北海道的札幌生活了4年外,她一直住在东京,是个地道的东京人。自1994年结婚后,27岁的有纪便开始了相夫教子的主妇生活。

  在札幌居住的4年里,女儿和儿子相继出生。到2007年为止,有纪一直是全职主妇。之后随着孩子的成长,抚育工作量的降低,有纪开始外出从事一些兼职工作。

  有纪现在做着三份兼职—区议员个人事务所的行政助理、课后补习学校的前台,以及自由撰稿人。但需要说明的是,有纪现在的职业仍是“家庭主妇”,至少税务局的职业登记栏里是这样写的。但从收入上说,她有自己的兼职收入,所以算是“兼职主妇”。

  从下午2点半开始,有纪有一份兼职工作。在洗漱间简单补妆后,有纪敲开了女儿的房门,向女儿简单地交代了几句后,就换了身衣服,匆匆离开了家。

  工作地点离家不远,骑自行车七八分钟就能到。自行车停车场就在公寓楼旁,上下两层的停车库整体看上去既规整又有序。

  有纪居住的公寓楼坐落在一片以独栋住宅为主的住宅区里,这里地处东京都西部的练马区,是东京23区中人口第二大的区(2010年全区人口71.6万),居民以城市中产为主。这里的治安状况很好,2014年人均刑事犯罪率是东京23区中第二低的。

  我们来到了一家面向初高中生的课后补习学校,有纪在这里负责前台接待和部分行政工作。她从去年开始在这里工作,每周工作两天,工作时间一般是下午2点半到晚上9点半。虽然时薪不高,但离家近、工作强度不大以及校长为人厚道是她选择这里的原因。

  11年半的日本生活,让我的日常行为中混杂了很多日式社交和文化礼仪。比如,与人打招呼或表示感谢时,我总会自然而然地点头弯腰,甚至在接电话时也会不由自主地低头。

  我的母亲来过日本两次,她爱用“很文明”这样的词汇来形容日本人对规则的遵守,以及在公共场合中所表现出的谦让和内敛。同时,她会不时为日本女性的“低下地位”而叹息,她很不理解为什么接受过大学教育的日本女性在结婚后会纷纷离职做家庭主妇。

  在她看来,做家庭主妇是完全依附于男人的生活方式,可是“光靠男人怎么行呢”,女性“最起码经济要独立才行”。我知道,母亲作为第一代接受新中国教育的城市女性,形成了“女人应该自立自强”“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思想。

  她们那一代人对于拥有一份自食其力的工作,并取得经济上的自立有着很强的信念。在她看来,经济上的自立不仅是家庭中男女地位平等的基石,也意味着社会人格的独立,意味着被认可、被尊重。

  但作为一个曾在日本居住过多年的人,我并不觉得日本的主妇们缺乏社会人格的独立或不被尊重。毕竟,社会价值观是一个相对的观念。

  若站在一个认同日本社会文化的角度观察日本主妇的生活,你会发现,其实她们并不只以丈夫和孩子为中心。她们有独立于家庭之外的社交圈,有属于自己的兼职工作和爱好,也会参加各种各样的社区或社会公共活动—有纪便是这样的女性。

  有纪出生于东京的一户中产家庭,父亲是国家部委的公务员,母亲是受过教育的东京本地人,婚后一直是全职主妇。“我是家里的老二,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

  你知道,家里有三个孩子的话,父母的注意力会更多集中在老大和老三身上,对我的管教就不是那么严格了。我自己也觉得,比起姐姐和弟弟,我在成长过程中得到了更多的自由。”

  比起同龄人,有纪总觉得自己更任性或者更敢想敢做(不过,日本人所说的“任性”和中国人理解的“任性”是大相径庭的,有“没那么能干,只是由着性子做”的意思)。有纪用“任性”( 我がまま)一词来形容自己的性格,当然多半带着自谦和调侃的意味。

  认识有纪6年多了,在我的印象里她是个谈吐得体、很有修养且热情成熟的女性,为人处事总是推己及人,很有分寸感,用“知礼谦让”这样的词来形容她一点儿也不过分。

  1991年,有纪从东京立教大学(该校学生的家庭背景以城市中产和中小企业主为主)的法语系毕业后,进入了一所大型综合商社,在人事部海外人事处任职。1994年,她与公司同事相恋两年后结婚,随即辞去工作,随丈夫搬到了北海道的札幌市,开始了主妇生活。

  其实当时有纪并没有结婚的打算,可是“我家先生3月底接到公司的通知(日本的工作年度一般从4月开始计算,到次年的3月为止。学校的新学期也从4月开始),4月初就要调任北海道,而且去几年也不知道。

  一想到要远距离恋爱,我们两个对以后的交往心里就没了底。毕竟已认真交往了两年多,我们权衡了一下,就把婚事定了下来”。

  “我们公司的文化在全日本都属于很保守的那种,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如果女员工结婚,公司就默认你应该主动离职。当然,如果你选择悄悄地结婚,不告诉公司和同事,也没什么问题。

  不过,我们这是‘社内结婚’(夫妻双方都属同一公司),不可能不告诉公司。我们4月初办完结婚手续后,我先生就去了札幌,我把辞职的手续办完又开始忙搬家,忙了近半年才过去和他会合。”

  在日本,女性因结婚而离职被称作“寿退社”,“退社”就是“离职”的意思,而“寿”有“祝福”之意,在日文汉字里多是用来祝贺老人的。日语这样指代,大概就是将女人的幸福与婚姻画上了等号,有圆满之意。

  女性在婚后成为家庭主妇并不是什么特殊的社会文化,截至20世纪中叶,全世界大多数地区的女性都会在婚后成为家庭主妇,比如1949年之前的中国,又比如一些传统的穆斯林社会。

  需要指出的是,那时绝大多数家庭是从事农牧渔林业、小型手工业或是小规模商业的。婚后的女性除了生育和抚养后代外,还需承担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经营活动。其实当下中国农村家庭和城市个体经营户的生活状态,也还基本维持着这种情况。

  当然,当时也有一小部分婚后不用参与家庭经营活动的女性,她们大多来自(或嫁入了)所属社会的“高阶层”家庭,比如高级官宦家庭、地主乡绅家庭。这类女性不但不需要工作,还会有“丫鬟”来服侍她们的生活。

  现代意义上的“主妇”,则是伴随工业化社会以及城市中产阶级的出现而产生的。换句话说,随着城市工薪阶层的收入提高到一个人的薪水可以养活一个家庭的时候,现代意义上的“家庭主妇”就出现了。她们的主要工作是照顾家庭成员的生活,既无须从事传统的家庭生产经营活动,也没有“丫鬟”服侍。

  在日本,现代意义上“家庭主妇”的大量出现大概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伴随着日本经济的第一个高速增长期。从统计数据上看,1965年日本的制造业从业人数开始超过了农林水产业的从业人数,日本开始正式进入工业化社会。

  从 1994年一直到现在,日本的服务业从业人数超过了制造业从业人数,这也意味着“后工业化社会”的到来。

  后工业化社会是个很大的概念,在这里我们只提及与本文内容关联的特征。借助图1,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1975年、1980年和1995年三个时间点上,日本女性的就业率在20—24岁后有一段明显的快速下滑期,当然,下滑的幅度在逐年降低。

  这意味着有很多女性会在这一年龄段结婚,并在婚后离职成为家庭主妇。与此同时,在生儿育女告一段落后,很多女性会再次参加工作,因此在45—49岁这一年龄段出现了一个就业率高点,且就业率逐年增高。在此后的年龄段中,就业率再次逐步下落,使得整条曲线呈“M”状。

  而2010年的“M”曲线的曲度,与之前年份的曲度相比要弱化了很多,那年就业率的第一个高点出现在25—29岁的年龄段,达到了77.6%,主要原因是日本女性初婚年龄的推迟(2014年日本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是29.4岁,而1995年是26.3岁)。

  达到第一个高点后,截至30—34岁,就业率的下滑幅度也没有上几次那么大,只有9%,说明越来越多的女性在婚后仍然选择继续工作。45—49岁女性75.7%的就业率也是同年龄段就业率的历史最高点,并和25—29岁年龄段的就业率基本持平。

  这符合后工业化社会的特征之一,即生活方式和社会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以及劳动雇佣关系的不稳定化。女性就业率的增高和第一次就业高点的后移,正是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闲暇生活越来越丰富多样和婚姻观念渐趋多样化等因素的共同产物。

  与此同时,劳动雇佣关系的不稳定——劳动者长期正式雇用率的降低和非长期、非正式雇用率的不断提升,导致家庭经济收入的不稳定程度加大,使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在生育后重新回到就业市场。

  同时,日本开始建设育儿支援体系,比如东京的在职妈妈雇用婴儿保育或保姆时,可以得到补助金。

  通过图2,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日本双薪家庭的比例从1997年就开始持续超过单薪家庭,到2014年这一比例已达到了21.4%。而男方工作,女方为全职主妇的家庭,到了2014年已降至14.3%。

  当了13年全职主妇后,2007年,有纪开始考虑寻找一份兼职工作。这倒不是出于家庭经济方面的考虑,有纪的丈夫工作很稳定,收入也足以让一家四口在东京过上体面的生活。

  有纪想重新工作的原因很简单——显而易见,www.220056.com,长期以家庭为中心的生活会导致全职主妇社交机会减少,社交圈逐渐单一化。随着一双儿女长大,育儿的负担减轻,有纪发现自己已经无处打发逐渐增多的空闲时间了。

  再者,她也不是那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热衷于全方位关注孩子教育的妈妈。她期望可以找些事做,建立新的社交圈,让自己的生活有些新的尝试。

  以有纪良好的教育背景和社交能力,以及曾在日本一流大公司工作的职场经历,寻找一份正式工作并非难事。不过,她并不希望自己再次成为一名征战职场的“职业女性”。她所希望的只是一份离家近、工作时间固定、工作量和工作强度不大的兼职。

  有纪的丈夫会有经常性的加班及各类公务接待任务(日本的公司很少会设专职人员负责接待)。“晚上12点以后才回家是很经常的事,他每周都有三四天要陪客户吃饭喝酒,也就是像我这样在同一个公司工作过的人,才可以理解并接受他的工作,换了别人早就受不了了!”

  丈夫在家的时间非常少,家务和孩子的教育基本是指望不上他的。而孩子的祖辈们年事已高,也不住在附近。

  “我父母都已经80多岁了,特别是我父亲,这几年身体也一直不好。我现在每周去看他们两次,每次会帮他们买买菜,收拾一下房间什么的。从我们家开车过去大概要40分钟,还不算远。我父母一直是我弟弟在照顾,他没结婚,所以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有纪说。

  还好我弟弟可以照顾父母,这样我才可以抽出时间忙些自己的事。”有纪所遇到的问题,和中国的中年人所面对的很相似:上有老下有小,两头都要顾。在忙完孩子、父母和丈夫的事后,留给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已所剩无几。

  在家附近的银行工作了一年后,2008年,有纪通过人力资源公司介绍,找到了一份在大学内某个研究所处理行政事务的工作。研究所规模不大,没有专职人员,一年里会举办二三十场学术活动,有纪需要负责所里所有的行政工作,包括外联和财务。

  在有纪进入研究所的一年后,我也在这里开始了研究助理的兼职工作,我们一起共事了三年多。

  研究所有20多名研究员,大多由校内各院系的教授兼任。研究所会从各国邀请各类学者举办学术活动,很多活动的前期准备工作是需要用英语沟通的。有纪的语言能力和沟通协调能力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展示。

  但是,研究所的预算有限,有纪的身份只能是非全日制职员,每周工作三个全天,工资则按普通行政助理的时薪计算(和东京普通餐厅招待的时薪差不多)。所以在这里工作了5年的她,一直处于“干着白领专职人员的工作,拿着蓝领临时工的薪水”的状态。

  最终,由于研究所经费问题,加上有纪的劳动合同也到了期,从2012年开始,有纪渐渐淡出了研究所的工作。

  也是在 2012 年,有纪通过一位教授的引荐,开始在东京都练马区区议员加藤木樱子的个人事务所工作。加藤木议员是一位出生于1980年的独立议员(不隶属于日本的几大政党),27岁便首次当选区议员,这在中老年人居多的日本政界挺少见。

  “改善市民福利,社区再建,关注”,马雪阳写真图曝光 突破自我向阳而生。这些政治主张和勤奋务实的工作风格,使加藤木议员连续三次高票当选。

  “你一开始接触她可能感觉不到,但是如果和她聊上10分钟,你肯定会感受到她的个人魅力,她的真诚、认真,还有对弱者的关怀。”有纪毫不掩饰自己对加藤木议员的喜爱和赞赏。

  行政助理的工作很繁杂,不过工作强度不是很大,需要的是专注和细致以及良好的沟通能力。这份工作让有纪接触到不同类型的,让她开始关注自己生活的社区和城市里的另一面—那些曾被她有意无意忽视过的群体和个人。

  她发现有很多出现在书本或电视新闻里的社会问题,其实就存在于她居住的社区。比如贫困家庭的生活、残障人士的看护和社会参与、独居及行动不便的老年人的照料等问题。

  在理解并支持加藤木议员的工作和政治理念的同时,有纪开始找寻实现她个人社会价值的途径。她收养了一只被遗弃的猫,在此过程中,她也开始关注被遗弃宠物的安置问题。

  她发现很多被遗弃的宠物被行政收容后,最终的命运是被“集体处决” ——收容一个星期,然后送到冷冻室,终结生命。

  这种处理方式让她觉得无法容忍和接受,却也无能为力。通过新闻报道,她也在关注福岛核电站泄漏事故造成的无人区内宠物和牲畜的命运。现在,她通过给相应的非政府组织(NGO)捐钱来表达她的关注和社会责任,她很希望自己可以在不久的将来参与到这样的社会活动中。

  10月末,我跟随有纪来到了她父母家中,院子里的阳光很好。“我的爷爷出生在熊本县,他很早就过世了,奶奶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将三个孩子抚养长大。我的父亲不负众望,考上了早稻田大学呢。”有纪一边跟我说着有关父母的往事,一边将掉落的银杏果收在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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